加快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

推动国有企业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在地方国资委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研讨会上的讲话

（2017年8月10日）

江金权

同志们：

    经中央纪委、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同意，我们召开这次研讨会，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7.26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王岐山同志的指示要求，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和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围绕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总目标，重点就加快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推动国有企业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进行研讨。

    刚才，湖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王立山同志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湖北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潘启胜同志介绍了湖北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情况。长期以来，湖北省委、省政府和省纪委对驻鄂中央企业给予了大力支持，省国资委给予了许多具体的帮助。在此，我代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和驻鄂中央企业，向湖北省委、省政府、省纪委和省国资委表示衷心感谢！这次研讨会，得到了各地方国资委纪检组（纪委）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36 家单位提交了调研报告和书面交流材料。明天上午，8家单位将进行交流发言。这些交流材料是各地方积极探索创新的成果，既具有理论性：也具有实践性，有助于大家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下面，我代表中央纪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组，就国有企业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谈四个方面的问题，供大家参考。

    一、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加快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新的形势和任务，洞察管党治党规律，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提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总目标，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当前，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且正在巩固，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从国有企业情况看，2017 年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结果显示，92.01％的受访职工群众对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感到满意，比2012年提高19.31％；92.67％的受访职工群众对遏制国有企业的腐败现象有信心，比2012年提高24.11％。

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他指出，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成果，人民群众给予了很高评价，成绩值得充分肯定，经验值得深入总结。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盲目乐观。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远。全党要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近期，总书记还有力回击了某些人散布的“换届之年反腐败要收官”、“十九大之后要转向”等言论，总书记明确讲，现在还不到“驰”的时候，没到可以松劲的时候，十九大之后仍然要抓下去，弦不能松，劲不能泄，势不能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对于新形势下加快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结合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以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充分认识加快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的重要意义。

    （一）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是国有企业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贯彻落实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要求的重要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制定修订了79部党内法规，为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奠定了坚实制度基础。国有企业作为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在全面从严治党上没有特殊，在落实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要求上没有例外。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企党建工作会上指出了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弱化、淡化、虛化、边缘化问题，反思这些问题，都可以从制度上找到原因。长期以来, 制度缺失或制度“牛栏关猫”的问题在一些企业十分突出，有的将制度作为摆设、挂在墙上、成为“稻草人”，导致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十八大以来虽然制度建设不断得到加强，但仍有一些错误认识，比如有的同志认为加大反腐败力度就可以了，没必要搞什么制度；有的同志认为，以前搞惩防体系建设也不管用，何必再费工夫；有的纪检干部认为，制度建设是党委的事，与纪委无关，等等。制度不抓，何以强党建？全面从严治党在国有企业如何“严”起来？是要严格执行党章党规党纪。如果不按制度办事，全面从严治党就无从谈起。因此，要从体制、制度上与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对标，健全国有企业管党治党制度体系，把党在国有企业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工作方式等用制度固化下来，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在国有企业真正落地生根。

    （二）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资国企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坚持以改革为主线，在推进公司制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方面迈出新步伐。改革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涉及到利益格局的再调整、各种权力的再分配。如何有效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防止出现监督盲区和“真空地带”，是深化改革过程中面临的紧迫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强调要严肃查处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通过利益输送相互勾连的问题，强调不能让走出国门的企业成为“脱缰的野马”，等等。从查处的案件看，有的企业领导人员把国有资产当成“唐僧肉”，以改革为名、借改革之机，内外勾结、损公肥私、公款私送，贵买贱卖、转移掏空国有资产，造成企业重大经济损失。这些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必须不断扎紧制度的笼子，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因此，要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同步推进“不能腐”体制机制建设，将其内嵌于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之中，有效防范腐败风险，为维护国有资产安全、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供有力保障。

    （三）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是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总目标、推动国有企业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

    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总目标。我们必须清醒看到，腐败问题长期积累，解决起来非一日之功，也没有“一招鲜”，必须综合施策。“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不敢腐”是前提，只有加大惩治力度，才能通过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不想腐”是基础，只有坚定理想信念、建设廉洁文化，才能从思想上筑牢防堤。“不能腐”是核心、也是保障，只有深化改革、完善制度，才能巩固“不敢腐”、“不想腐”的成果。以查办案件为例，通过高压反腐、形成“不敢腐”的氛围，结合、案件开展警示教育、达到“不想腐”的效果，对案件进行深入剖析、为建立“不能腐”体制机制提供依据，即“査处一个、警示一片、规范一类”，这就实现了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综合效果。实际上，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中央纪委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总的也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起抓，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党中央重典治乱、猛药去疴，坚持治标不松劲，形成有力震慑；同时始终坚持惩处、教育、制度建设三手并举，只是不同时期重点和力度有所不同，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特别是近两年加大制度建设力度，先后颁布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在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上取得重要进展。王岐山同志在总结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时指出：“实践探索在前、总结提炼在后，实践探索到哪里、制度建设就跟进到哪里”。这也适用于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实践也进一步证明，制度具有根本性、长期性、连续性和稳定性，反腐败单靠查处或者单靠教育，都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必须同时协调抓好制度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保持对形势的清醒认识，保持坚强的政治定力，在坚持治标不松劲的同时，着力强化治本，加快构建“不能腐”的体制机制，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成果用制度的形式固化下来，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推动国有企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

    二、国资国企系统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的进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按照党中央关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要求和中央纪委的部署，国资国企系统围绕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不断探索创新，取得积极进展。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向大家作一介绍。

    (一）各地方国资委和国有企业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的情况

    一是健全完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辽宁、贵州推行“一把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制度，建立完善权责公示机制。广西从决策、执行、监督三个方面对领导人员权力进行重新分解，实施“一把手”末位表态等规定。浙江、陕西健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监管制度，突出对“一把手”的履职监督。山东、山西、宁夏从权力配置机制、权力运行机制、权力制衡机制、制度执行机制等方面着手，形成对权力的有效监督。

    二是推进廉洁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福建、青海围绕生产经营管理关键监控点，深入査找权力运行漏洞。河北强化对物资釆购的制度监控，釆取集中釆购、集中储备、集中配送、统一结算的管理模式。上海、黑龙江、青岛等将制度建设与科技手段相结合，建立全面覆盖、动态监控、预警及时、运行有效的廉洁风险防控机制。海南、云南以“制权、管人、控钱”的制度建设为重点，把廉洁风险防控作为加强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内容。厦门研发完成廉洁风险防控信息管理平台，推动反腐倡廉建设深入开展。

    三是探索构建有效的监督机制。天津、深圳注重强化企业纪委与监事会的协作，建立监督检查工作会商机制。西藏要求企业纪委充分发挥监督职能，主动参与企业重大决策，实施有效监督。大连、宁波发挥纪委纪检监督、监事会日常监督和审计财务监督职能，形成“三位一体”、“五合一”大监督格局。北京设立专项监督检查机制和巡查工作制度，提高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四是织紧织密制度的笼子。甘肃制定国资监管权责清单，确定出资人41项权力、86项责任事项，规范内部协调机制。辽宁、新疆细化“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具体操作流程，确保落实落地。内蒙古制订对出资监管企业领导班子及成员、纪检监察机构的监督办法。四川提出要突出制度的针对性、严肃性和创新性，提升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二）中央纪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组和中央企业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的情况

    中央纪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组将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作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一是制定出台《关于中央企业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的指导意见》，召开工作推进会，推动企业把全面从严治党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相结合，健全企业管党治党的制度体系。目前15家企业出台了贯彻落实的细则或办法，68家企业按照指导意见的要求修订或完善有关制度。十九大前，将督促指导各中央企业初步形成“不能腐”体制机制的框架。二是制定出台《中央企业纪检工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区分开来”重要思想的指导意见》，指导企业纪检机构精准执纪，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的干部鼓劲撑腰。目前45家企业出台或正在制订贯彻落实的具体办法，20家企业在监督执纪工作中总结形成案例，为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提供了制度支撑。三是突出问题导向，针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加强境外资产监督、防范“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腐败风险等要求，重点围绕境外资产投资运营风险和廉洁风险防控开展监督检查、走访调研，汇总分析境外投资中的反腐败制度及典型案例，组织中央企业开展“一带一路”建设腐败风险国别研究。针对监督资源分散、监督执纪问责不力的共性问题，开展“党内监督和企业监督融合”课题研究，探索有效的监督机制。四是指导中央企业按照“全不全”、“行不行”、“力不力”、“新不新”、“顺不顺”的“五问”方法梳理完善制度体系，提升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督促企业对照中国铁物、中冶集团国有资产重大损失案暴露出的违反政治纪律、违反“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违规开展融资性贸易等问题和教训，举一反三、堵塞漏洞，健全完善内部制度。

    各中央企业在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一是注重总体框架设计，南方电网提出“一个领导体制”、“四个工作机制”的总体框架，形成33项具体可操作可执行的工作举措；中国中车构建“四个体系、三项机制”，即组织体系、制度体系、责任体系、监督体系和选人机制、决策机制、问责机制，初步形成“不能腐”体制机制框架。二是注重规范权力运行， 中国石油制定党组工作规则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细则， 围绕“人、财、物、事”等重要事项出台一系列经营管理制度。中国一汽针对巡视发现的问题，在营销资源分配、广告业务管理等方面完善配套制度；中国远洋海运紧盯改革重组和生产经营中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制定《特殊关联企业管理规定》等制度。三是注重廉洁风险防控，中国电科对重点岗位职责进行梳理，确定廉洁风险点和风险等级，建立廉洁风险防控预警机制；东航集团按照“文化十制度十科技”的立体预防理念，健全廉洁风险防控机制；中国移动积极推动嵌入式廉洁风险防控机制建设；中国电子将风险点排查作为构建“不能腐”制度体系的科学依据。四是注重落实“五问”方法，中国宝武按照“五问”方法对党建方面的7大类42项基本制度和130项配套制度进行了梳理，废止25项、新增修订90余项；对战略规划、投融资、风险管控、业务授权等方面的160余项经营管理制度进行修订完善。

在看到成效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刚刚起步、任重道远，还面临不少突出问题：

一是认识还不到位，责任意识还需增强。有的企业党委（党组）没有将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作为履行主体责任的重要工作来抓，全都推给纪委（纪检组）；有的企业纪委（纪检组）将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混同于惩防体系建设，认为只是换了一个“新瓶”，将其作为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缺乏创新和担当意识；有的企业职能部门认为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与业务工作无关，只作壁上观。调研中，反映最为突出的就是向基层延伸不够，存在责任意识、工作落实层层递减的现象，存在“雨过地皮湿”、“沙滩流水不到头”的问题。

    二是问题导向不突出，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尚未形成。目前， 在有效制约和监督“一把手”权力，以及解决监督资源分散、监督执纪问责不力等方面还没有真正破题。究其原因，就是制度建设没有奔着问题去，在盯住权力上缺乏管用的实招。比如，有的企业在廉洁风险防控机制上“大而全、大而空”，对一般性行业风险与本企业风险不加区分，对本单位、本系统的业务特点、岗位风险等缺乏深入分析研究，制定的措施泛泛而谈，放之四海而皆准，难以防范本企业权力运行中的风险。有的企业没有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作用，针对案件暴露出来的制度漏洞，总结教训、举一反三不够，完善制度没有跟上，白交了学费。

    三是制度建设中缺乏创新意识。有的企业“不能腐”的制度体系老化僵化，与新形势、新任务结合不紧，与企业改革发展面临的新的廉洁风险结合不紧。比如，存在“制度过时”的问题，即不少制度是全国国企党建会之前建的，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不符。有的企业对加强境外资产监督缺乏探索研究，境外机构廉洁风险防控方面的制度比较滞后；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制度建设重视不够，导致出现权力监管的盲区。有的企业对科技化、信息化手段重视不够，没有实现制度与科技的有效融合，缺乏对权力运行的常态化监督和动态监控。

    四是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亟待提升。比较共性的问题是缺少顶层设计，没有形成一个总体框架，出台的制度大部分都是“单打独斗”，缺乏系统性、配套性、连贯性、协同性，导致打不出“组合拳”，形不成合力。有的企业在制度建设上追求“大而全”，照搬照抄的多，脱离企业实际，很多制度不管用，成了做样子、撑门面的摆设。制度存在不周密、“牛栏关猫”等问题，有原则规定、无细则要求，实体制度多、程序制度少，笼统要求多、刚性要求少，制度执行起来难以落实责任，出了问题难以问责。

    总的看，国有企业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有了一定基础，但任务依然艰巨。要坚持问题导向，搞好顶层设计，注重从实际出发，力争在十九大召开前，基本形成国有企业“不能腐”体制机制的总体框架和制度体系。

    三、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需要重点把握的几个问题

    国有企业构建“不能腐”的体制机制，是在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这一大背景下加以推进的。实践中，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个主题，紧紧围绕“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这个总目标，以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为主线，以扎紧制度笼子为主体，以廉洁风险防控为重点，以科技化、信息化手段为支撑，紧盯企业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紧盯企业重大问题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盒大资金使用等权力运行流程，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资产聚集的重点部门和关键领域，着力健全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权力运行的追责机制，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

    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制度体系到底是什么？应该从哪里入手？具体如何抓？都没有现成答案，需要不断探索创新。调研中发现，一些企业有畏难情绪，有点“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感觉。任何工作都有规律可循，认识到规律就不难。结合工作实践，我以为要重点把握好以下五个问题。

    (一）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核心在于管住权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反腐倡廉的核心是制约和监督权力。” 权力滥用是腐败的源头，只有管住了权力，才能逐步消除腐败产生的土壤。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必须紧紧盯住权力这个核心，坚决防止权力失控和滥用。

    一是要明权确权。明权确权是科学配置权力的基础，关键是建立权力清单，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划定权力边界，明确责任主体，做到权责对等。明确了企业党委（党组）、董事会、经理层及相关职能部门的权力边界，规范权力运行的制度才能精准。明权确权是动态完善的过程，要坚持问题导向，比如安徽省结合巡视巡察、审计、监事会监督等发现的突出问题，梳理出企业工程承包、资产转让、投资并购、改组改制、资金管理、选人用人等10个方面的问题清单，有针对性地开展清权确权工作。明权确权的重点是要制定领导人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比如吉林省推行“一把手”不直接分管财务、人事、工程项目建设、审批、物资釆购的“五个不直接分管”制度，建立“副职分管、正职监管、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权力运行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把手”大事小情“一把抓”、决策拍板“一言堂”、选人用人“一句话”等问题。

    二是要规范权力运行。重点是通过流程设计，健全规范权力运行的制度体系。从国有企业实际看，重点是要落实好“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不仅要明确决策内容、决策程序、决策方法，还要以清单方式将权责明确下来。要把职工代表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确定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探索建立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规范权力运行关键是要强化公开，防止暗箱操作。要通过运用科技化、信息化手段，依法依规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接受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的监督，保证权力正确行使。

    三是要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抓紧建立健全企业党内监督体系，将党委、纪委、党的工作部门、基层组织和党员的监督职责落实到位。要以加强党内监督为引领，健全企业内设监事会、审计、法律、财务等监督制度，完善职代会、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等民主监督制度。监督只是手段，问责必须跟上。去年以来，我们严肃查处中国铁物、中冶集团两起违规决策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案件，对包括“一把手” 在内的多名领导人员严肃问责，形成有力震慑。湖北省制定出台《关于建立省出资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的实施意见》，确保经济责任问责到位，也释放出有权莫任性、用权受监督的强烈信号。

    (二）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重点在于精准把控廉洁风险

    廉洁风险点就像是囤积易燃易爆品的仓库，一不留神就可能燃起腐败之火。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就是要奔着廉洁风险去，防范这些“火灾隐患”。

    一是要聚焦廉洁风险。企业发展中面临的风险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财务风险、法律风险、安全生产风险等等，不能把这些风险都当成廉洁风险。我们们所说的廉洁风险，是容易诱发产生腐败问题的风险点，虽然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各个环节，但绝不能与其他风险混为一谈。之前在基层企业调研时，有一位企业纪委书记就反映，他们抓廉洁风险防控的任务非常繁重，不堪其累。后来了解才发现，这家企业的廉洁风险防控无所不包，将很多不是廉洁风险的问题都涵盖在内，将廉洁风险防控与企业内控体系建设混为一谈，不仅背离了纪委的主责主业，还可能会错失真正的廉洁风险。当然，各种风险防控做好了，廉洁风险防控才有基础，但那需要党委、董事会、经理层和各职能部门共同去做，在风险防控问题上, 纪委不能“包打天下”，要聚焦廉洁风险防控。因此，把控住廉洁风险点，才能确保防控工作方向准、不偏离靶心。

    二是要坚持问题导向。找出廉洁风险点，必须奔着问题去。从实践看，一方面，要充分运用好监督部门的成果，比如巡视、审计、监事会等监督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对照这些问题举一反三、由点及面，有针对性地查找行业、企业的廉洁风险点，特别是总结出具有共性的风险点。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查办案件不仅具有形成震慑、强化“不敢腐”的作用，深入剖析案件发生的原因，倒查制度的漏洞，分析出廉洁风险点，也能起到“不能腐”的作用。比如江苏省强化专责监督，从剖析典型案件入手，查找党风廉政建设和国企国资监管方面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和管理漏洞，提出监督意见，推动主体责任落实，督促问题整改。河南省“以案促改”推进廉洁风险防控，建立起执纪部门、案发单位和预防部门三方协同的防控机制，督促案发企业召开警示教育会并对典型案例进行剖析，深入查找廉洁风险点，实现了以案促防、建章立制的良好效果。

    三是要坚持全面覆盖与突出重点相结合。从十八大以来査处的腐败案件看，一些所谓的“清水衙门”也往往发生腐败大案，这充分说明廉洁风险是所有业务和岗位都面对的共性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因此，排査廉洁风险必须坚持全面覆盖，通过“地毯式”排查，建立覆盖企业所有业务和岗位的廉洁风险防控措施，不留死角、杜绝盲区。同时，全面覆盖不等于平均用力，廉洁风险的分布有其客观规律，要突出重点，紧盯权力运行的关键少数、关键岗位，聚焦容易滋生腐败的关键领域、关键环节，找准病灶、开好药方、精准发力。比如我们之前在海外廉洁风险调研中就了解到一个情况，海外项目会临时雇佣一些当地华人作为翻译，有的翻译就利用企业与当地人员不能直接沟通交流做文章，在商务谈判、物资采购等环节中两头搞鬼、谋取私利，给企业造成损失。可见，翻译这个岗位虽然不起眼，但却是境外机构需要重视的关键岗位，是防范廉洁风险的一个重点。

    (三）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必须运用好科技化、信息化手段

    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仅靠人盯人、搞“人海战术” 是不行的，必须充分利用科技化、信息化手段，积极探索监管的新模式。运用科技化、信息化手段，在“不能腐”方面主要起到了三方面的作用：一是确保了实时性，做到“零时差”发现异常行为，查找可能存在的廉洁风险。比如，兵器工业集团借力集团级电子商务平台，推进“互联网+”监管新模式，推动企业物资釆购、招标、废旧物资处置等业务从“线下”走到“线上”， 同时将监控管理流程嵌入信息化建设和流程设计中，设置监察管理端口，可通过后台查看供应商资质及每一个正在平台上进行的交易细节，发现违法违规或异常情况就直接终止交易。二是确保了客观性，通过科技化、信息化手段，可以实现权力运行过程的全程记录，做到事过有痕、永久追溯，有效排除人为干预，从而挤压不规范行为的空间。比如中国大唐集团将信息化管理体系与制度流程相结合，依托资金、燃料、生产“三个调度中心”和招投标中心及“四全”管控平台，加大对核心要素、关键流程、重要节点的实时化、可视化、集约化刚性管控和风险预警，特别是对每一笔大额资金的流动实时监控，发现违规能及时中止交易，有效防范各种违规违纪行为。三是确保了精准性，通过“互联网十”、“大数据”等方式，深入分析有关数据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发现廉洁风险点提供了科技支撑。比如，中国电信有关企业建立的关联交易排查系统，通过比对所属企业领导人员信息和供应商股东、监事、高管人员的信息，能够及时发现党员领导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关联交易等问题。当然，“尽信数据不如无数据”，拿刚才的例子来说，系统没发现关联交易，可能是相关人员通过代持股份、当隐名股东等方式有意规避，这也是科技手段难以发现的。因此，要辩证看待科技化、信息化手段的作用，防止一味依赖，避免将发现问题的工具变成给问题背书的工具。

    (四）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必须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提升监督效能

    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探索建立有效的蓝督机制，以解决监督力量分散、监督执纪问责不力等突出问题。目前，各地在这方面都做了积极探索。比如，重庆巿制定《关于构建巿属国有重点企业大监督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探索形成体系完善、资源优化、信息互通、成果共享、整改共促的大监督工作机制；广东省成立省属企业区域廉政建设联席会议机制和省国资委“大监督”联席会议机制；江西省强化“五合一” 的监督协调机制，出台《关于加强纪检组与监事会信息共享、配合协作的意见》，等等。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也进行了一些探索。不久前，国资委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的监督协调组正式成立，这也是我们整合监督资源、形成监督合力的重要举措，目的就是要提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监督效能。

    综合各方面的实践情况看，在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上，重点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形成发现问题的协同机制。强化协同机制，变“单打一”为“一起上”，能够极大地提高发现问题的能力和效果。为此，要优化问题信息的协调沟通，加强对问题信息的共同会商。近期，我们遇到一个审计移送的反映某中央企业违规低价转让股权问题线索，就组织委分配局、产权局、法规局、改革局等业务厅局召开了专题研讨会，一致认为该行为属于违规决策，应当追究责任，为进一步查处该问题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二是形成监督追责的协调机制。这是目前在查处有关国有资产损失案件中普遍遇到的一个难题。中国铁物、中冶集团两起囯有资产重大损失案件，国资委有关业务部门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划定经济损失和责任，纪检部门后期才介入调查，很多问题线索都无从查证，给追责工作带来很多困难。总结这些案件的教训，就是要抓紧形成监督追责的有效机制。总的看，监督追责涉及三个层次:一是损失认定，二是责任认定，三是责任追究，包括行政追责、党纪追责、法律追责等；从程序上看，大致包括受理启动、初核损失责任、综合调查、分清性质、分类处置、分层处理、综合问责、督促整改、兑现处罚、运用成果等内容。可见，这是一个系统工程，牵涉不同的监督主体，既需要各尽其责，又需要协调行动，实现节奏同步、手段协同、信息共享。三是形成监督成果的共享机制。以重庆巿为例，形成了两个层面监督成果综合运用机制。在企业内部，各监督机构按照各自职能充分利用监督成果，督促整改问题；同时，企业监事会、纪委依照相关程序分别将监督成果报告巿国资委、巿纪委驻巿国资委纪检组，进一步打通了上下级部门之间的监督成果共享渠道。通过共享成果、举一反三，不仅学费没有白交，还为将来不交学费、少交学费创造了条件。

    (五）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最终要靠完善制度体系

    去年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从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加快构建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加强组织领导等方面，对加强新形势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出部署。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必须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精神和要求，与时俱进推进制度创新，抓好整体设计，不断完善制度体系。

    一是要坚持遵循党章党规党纪。构建“不能腐”的体制机制是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要始终遵循党章党规党纪，全面体现党的纪律要求。要坚持尊崇党章，将全党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体现到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的全过程、各方面。要严格依据党内法规制度，特别是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定修订的党内法规，抓紧清理、修订和完善企业已有的制度，确保与中央党内法规制度保持一致，确保与时俱进。要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以党的“六大纪律”为尺子，在制定制度时划清纪律的“底线”，在执行制度时明确纪律的“红线”，让制度真正“带电”、管用，让铁规发力、禁令生威。

    二是要坚持“于法周延、于事简便”。“于法周延”，就是制度体系要完整，能够覆盖企业廉洁风险的各个方面，覆盖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关键领域，不能缺项；各项制度自身也要周延，既要有实体性规定，又要有程序性规定，还要有惩戒性规定，每一项制度或制度体系能形成一个闭环。“于事简便”，就是制度的表述要规范简洁，内容相同或相的要尽量合并，确实需要细化的可以制订配套细则，避免制度之间相互冲突、干部职工记不住、执行依据不清晰等问题，这样也便于更好地学习理解、贯彻执行和监督执纪。

    三是要坚持“五问”方法。之前在中央企业调研时，针对提高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我提出制度建设的“五问”方法。一要问“全不全”，对现有制度进行全面梳理，检查制度是否有漏项，看制度是否覆盖关键领域和各个环节，制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必须为的、可以为的、不能为的。二要问“行不行”，检查制度是否清晰明了、可操作性强，不能过于原则、笼统，不能空隙太大，防止“牛栏关猫”。三要问“力不力”，检査制度是否“带电”，执行是否有力，不能打折扣、搞变通，防止制度成为“稻草人”。四要问“新不新”，检查制度是否与时倶进，要适应新形势需要，对过时的制度及时修订、废止，针对业务拓展的新领域及时制定新规则。五要问“顺不顺”，每项制度都要从全局角度把握，与党章党规党纪等上位法要保持一致，与平行制度要保持协调，从整体上做到科学、合理。这“五问”方法，供大家在工作中借鉴参考。

    四、纪检机构要积极推动构建“不能腐”的体制机制

    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推动国有企业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是各级国有企业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肩负的重要政治责任。各级纪检机构尤其要敢于担当、积极作为，确保这项工作真正落实落地，取得实效。

    一是要当好“不能腐”体制机制的执行者。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执行制度上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如此，六中全会出台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党内监督条例也是如此，都首先强调中央政治局带头执行，给全党树立了榜样。中央纪委制定出台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并带头抓好执行，以无私无畏、刀刃向内的决心和勇气强化内部监督，在执行制度上也给全国纪检机构作出了示范。正人必先正己，作为党内监督的专责部门，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我们要向党中央看齐、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认真向中央纪委机关学习，按照“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要求，带头遵守党章党规党纪，严格执行制度规定。纪委是党章党规党纪的维护者，要严格执纪，不能搞“变通”、形成“破窗效应”，确保制度的刚性约束和严肃性。

    二是要当好“不能腐”体制机制的建设者。构建“不能腐” 体制机制是落实“两个责任”的重要内容。纪检体制改革、纪检机构自身的制度建设也是“不能腐”体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尤其要在履行监督责任、构建有效的监督机制上下功夫。要结合改派驻的实际，进一步探索强化对驻在部门监督的体制机制，细化完善日常监督的制度，当好“探头”。去年底，我们制定出台了加强对驻在部门监督的意见，今年又健全了党风廉政监督员、监督协调组等制度，可以供大家借鉴。要按照“三为主”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纪检体制改革，增强监督的相对独立性、权威性和有效性，力争在破解“一把手”监督难、同级监督难等问题上有新进展。要针对监督资源分散、监督执纪问责不力这个突出问题，以加强党内监督为主线，探索整合监督资源、形成监督合力的有效途径，构建企业内部有效的监督体系。

    三是要当好“不能腐”体制机制的推动者。制度首在建设、重在落实。各级纪检机构要督促党委（党组）将构建“不能腐” 体制机制作为落实主体责任的重要内容,与企业改革发展、党的建设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要督促企业各职能部门履行党内监督责任，结合业务领域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要抓基层、打基础，压实基层党组织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确保“不能腐” 体制机制在基层落实落地。要加强经常性监督检查，及时发现、纠正制度建设中搞形式主义、摆“花架子”，执行制度不力、存在“稻草人”等问题。要敢于碰硬、敢当“黑脸”，对违反制度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必须严肃问责，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

同志们，加快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推动国有企业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是我们肩负的重要政治责任和使命。我们要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和中央纪委的要求，主动作为，积极创新，以构建“不能腐”体制机制的实际行动，推进国资国企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