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好的行政形态背后一定有好的制度在支撑；而任何行政绩效黑洞的显现，也必然有着制度方面的病灶。可见，好的制度规则无疑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是极为重要的。

　　任何制度的设计制定，都是针对一定的实际而制定的匡正规则。不管出于什么初衷，思路和办法必须对路才行，否则就会产生“南辕北辙”的结果。

　　“牛栏关猫”能关住猫吗？牛栏是用来关牛的，栅栏看似粗大结实，却架不住空隙太大，八面漏风，用来关猫则必不中用。这样一来，牛栏也就如同聋子的耳朵——摆设而已。应当说，制度上有疏漏，执行上不严格，是“牛栏关猫”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

　　“禁官泡澡”能效果好吗？乌克兰政府曾为遏制腐败作出一项规定，禁止政府官员上公共浴室泡澡。因为许多人去浴室已经不单纯是去洗澡了，而是和朋友们聚会，澡堂因此成了人们谈生意、叙友谊的交流场所，同时也成为官员遭受商人“收买”的腐败之地。泡澡是俄罗斯民族延续数百年的一种消遣和生活习惯。从一种民族性习惯入手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乌克兰政府的这一规定不能说不好。但是进一步的问题在于以何种手段制止官员去浴室泡澡？是在公共浴室派驻警察，对每个到浴室泡澡的人进行检查；还是进行摄像监控，再对每个人进行身份核对？正像许多措词严厉却无检查措施、无惩治机制的制度一样，“禁官泡澡”规定也一直处于无效力的窘境。

　　类似例子不胜枚举，而每一个这样的例子都经不起理性诘问。一方面，很多制度犹如“牛栏”，很宏观，太原则，不中用。实际上已成为“印在纸上，贴在墙上，落不到行动上”的装饰画。另一方面，很多制度又恰似“禁浴”，太具体，过仔细，难实行。显而易见，一种好的行政形态背后一定有好的制度在支撑；而任何行政绩效黑洞的显现，也必然有着制度方面的病灶。可见，好的制度规则无疑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是极为重要的。

　　邓小平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反腐败的制度设计，是规范和约束行为的准则，直接影响着反腐败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状况。只有坚持科学的制度设计原则，才能制定出管用、可行、严密的反腐败制度，使反腐败斗争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因此，制度设计应当坚持五条原则：

　　一是明确性、规范性。这决定着制度的有效性和生命力。英格兰著名思想家休谟提出的“无赖原则”，要求制度设计要从“最坏”情形出发，不能对人的“觉悟”心存侥幸。在制度设计时，应有这样一个假设，就是每个人都是“无赖”，只有以硬性的制度钳制才能让他们规规矩矩地服从公共利益。同时，制度设计不能模棱两可，必须考虑无懈可击、无缝可钻、无“特例”可言，不能造成制度执行者的误解或无所适从，更不能有收缩空间和“原则上”、“一般情况”、“酌情”等模糊地带。否则，制度只能是“牛栏关猫”式的摆设而已。

　　二是权威性、预见性。制度的权威性是指制度对于特定的制度执行者和制度对象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不管人们是否愿意，都必须坚决执行，而不能任意违反，否则就要受到一定的处罚。如果把反腐败制度设计过分寄希望于官员的自觉自愿，不注重提高制度的权威性，就很有可能在制度建设上陷入误区。反腐败制度不仅应有权威性，还必须指向未来。德国学者柯武刚指出，可以预见：制度促进着预见性，并防止着混乱和任意的行为。制度要能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变得可以预见是更重要的一条标准。

　　三是民主性、科学性。民主性是现代公共权力运行的基本方向，与市场经济的本质相适应，是反腐败的基本前提。没有民主就谈不上尊重科学；没有科学的依据、程序和方法，从全局的长远利益出发进行科学分析，制度也无法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制度的科学性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的民主程度，特别是那些微观的、具体的法律细则和规则，必须从基层和经济主体开始讨论、修改和完善。要使制度尽量适用于每一个人，必须在制度出台前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吸纳大家的智慧，这样的制度才会更加切合实际，得到广泛认同和自觉遵守。

　　四是整体性、协调性。这是制度严密与否的重要指标，也是高效运行的基本条件。腐败是综合的、多元的，反腐败制度体系也必然是由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制度构成的有机整体，其性质和功能都不是孤立的。只有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相互衔接，才能使制度之间不至于发生碰撞、抵触和掣肘，这也是提高制度权威的有效途径。